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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發展要“道”“術”結合 ——對話經濟學家杜曉山

發布作者:湖南省小額貸款公司協會 發布日期:2018-07-12

不管是全球,抑或是我國的普惠金融,都是沿著小額信貸—微型金融—普惠金融的歷程逐步走過的,也都是從具體實踐到理論提升的過程。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特別是近十年來,包容性金融,或是現如今已被定義的“普惠金融”,對農村金融的服務覆蓋、質量提升都起到了極大作用,社會特別是金融業內也逐步認可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可參與主體的作用方式以及數字普惠的推動作用。

本周,《金融時報》記者采訪了我國“小額信貸之父”——杜曉山。他以多年來的農村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實踐,講述了中國普惠金融的發展歷程,并探討了我國未來普惠金融發展的核心問題。

實踐到理論的深化

《金融時報》記者:普惠金融的理念在我國是怎樣產生的?又可分為幾個發展階段?

杜曉山:無論國際或國內,普惠金融都是從實踐到理論深化的過程。最初,被更廣泛使用的是微型金融。在弱勢群體得到微型金融資助,經濟實力增強后,他們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也在增強。世界銀行對微型金融的基本定義就不再夠用了,這個概念隨之被突破,“普惠金融”形成。這本身既是個實踐過程,也是一個理論界定過程。

從我的個人判斷來看,國內普惠金融發展到目前,可以被分作4個階段。

最初是從1993年至1996年,主要是國際援助力量、民間社會組織和政府系統試圖解決農戶特別是農村地區中低收入農戶的貸款問題,這也算是中國小額信貸,或者更大范圍普惠金融的起步階段。

1997年到2000年是第二階段。我國在1994年提出并實施“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7年,國家層面正式接納了小額信貸(或微型金融)的理念,意圖借鑒國際經驗開展扶貧貸款試驗,政府大規模地在全國貧困地區以政府貼息、擔保和農行本金進行對貧困農戶的小額扶貧貸款。2000年,我國也宣布了八七扶貧攻堅的目標基本實現。

2001年至2005年聯合國正式提出“普惠金融”,是第三個階段。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形成壞賬率很高,也就是說,從金融安全性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沒有找到適合的發展模式。但微型金融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被廣泛接受了。2000年后,對農戶進行信用評級并發放對應額度貸款以及格萊珉銀行的聯保模式被廣泛實踐, 2008年,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在試點3年后,共同推出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的指導意見。

2006年至今是第四階段。2006年,人民銀行課題組和小額信貸聯盟聯合翻譯了聯合國2006年“建設普惠金融體系”藍皮書,標志著中國政府對其正式接納,并在隨后得到快速發展。

一系列的實踐證明,普惠金融不是福利性的,也不是純商業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其重點是服務弱勢群體。

保本微利保障普惠可持續

《金融時報》記者:如何理解普惠金融的非福利性和非純商業性?

杜曉山:非福利性和非純商業性意味著,普惠金融要保本微利并可持續發展,國際上的成功實踐也是遵循這一原則的。

普惠金融是在沒有過多外部補貼情況下的保本微利、可持續。目前,我國很多商業性金融機構在財政貼息、擔保和備付金的“督促”下開展的是“特惠金融”。因為其無法帶來最大利潤以及較高風險的特征而要求特惠政策,這種思想是存在問題的。商業機構在獲得高資本回報率的同時,也應兼顧一定的社會效益。我國也試圖發展民營銀行等中小金融機構,以增加農村金融競爭,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農村金融的供給不足,但普惠金融中低端需求的滿足仍然依賴于過度的財政貼息和風險分擔。

成功服務中低端客戶的格萊珉銀行的起步是很有利的。除了國際援助的贈款和低息貸款,他也獲得了本國政府的巨大支持——免稅,持續以政府資金入股,這也為其吸引了大量的國際和社會資本。

我國不應只被動等待商業性機構轉變思路,自覺自愿開展普惠金融,可以考慮設立或鼓勵設立擁有公益性的價值理念,同時遵循保本微利可持續的經營原則的小額信貸機構,并給予精準有效的、非直接補貼的政策傾斜。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有些很基本的問題上是有問題的。而金融監管當局更應站在全社會來考慮問題,發揮評價、考核等指揮棒作用,以引導各類機構主動充分踐行普惠金融。

考核應注重綜合性和長期性

《金融時報》記者:指揮棒作用的發揮需要注意什么?

杜曉山:這首先涉及對普惠金融指標體系的構建。目前的體系構建在國際上尚處于起步階段,一定會有不完善的地方,我國在借鑒國際體系時也應考慮本國發展特點。據我所知,部分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已嘗試設計適用于本地區的考核指標體系。無論是從地區緯度,抑或是機構緯度進行考核,都應綜合金融覆蓋率、可得性和滿意度等多個一類指標。

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發揮指揮棒職能,其實也是對機構價值觀的塑造,考核的指標體系也要兼顧好業務績效和社會績效。而對于社會績效的考核,在我國一直是被忽視的部分。同時,在考核指標體系完善搭建后,還要有及時的監督跟蹤和評估,并應設置具備權威性的獎懲制度,以促進考核真正有效落地。

另外,就是銀監會和人民銀行都在強調的,盡職免責制要落實。對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和“三農”業務的專項考核,應對其商業可持續性和不良率予以適度讓步,更多地考核客戶群體的多樣化、覆蓋率以及服務質量等指標。如果仍要求從業人員無意義地對普惠金融范疇內的不良負擔終身責任,具體實施是很難開展下去的。

勿讓“木桶效應”制約數字普惠

《金融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依靠數字普惠發展普惠金融的說法?

杜曉山:對于數字普惠,我認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的解釋。

數字普惠在效率、成本和準確率等方面確實給予了金融很大的方便。但其短板也不可忽視——我們在使用大數據、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時仍不完善;數據的有效性無法保障;我國的中西部特別是農村地區,數字金融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不到位,數字鴻溝嚴重。

數字普惠推廣遠沒有想象中那么輕松。據部分學者抽樣調查,我國貧困地區智能手機的覆蓋率只達到20%,其中真正使用智能支付和智能金融的就更少了。我國的移動支付技術、人均服務網點數等方面是處于世界中上水平,甚至領先水平;但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特別注意防止數字鴻溝,逐步填補(金融)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我希望也主張,數字普惠能夠在更廣范圍內發揮更大的效能,但前提是,社會整體在取得成績時也不忘彌補短板。

要有情懷 也要有方法

《金融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未來農村普惠金融的發展?

杜曉山:我從事小額信貸也有很長時間了,最大的感受就是,農戶需要的是真心實意而踏實的幫助:需要站在客戶而不是機構或個人的角度考慮;同時,也需要不斷的提升業務能力。即使是現在有了更多工具和技術的支持,普惠金融仍不可以被單純地化繁為簡。必要的內控和風控手段不可或缺,要有完整的監督機制。

農村信用環境總被認為是不好的。除了產業、政策等無法控制的因素外,資金安全性仍有很大一部分掌握在機構手中。在貸款未被償還時,如果不及時追債、查明原因,就可能造成羊群效應,進而形成地區的系統性問題。包商銀行采用的、可以用于小微企業貸款的IPC微貸技術則更為復雜,需要綜合考察企業還貸意愿和還貸能力;通過對現金流量表、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的制作,詳盡了解企業盈利和資金流動狀況,以更為完善的場景搭建保障貸出資金的安全性。因此,數字技術在普惠金融中不應以制度和程序的簡化為唯一目的,而是差異化和低風險服務弱勢群體的關鍵。

相對于城鎮的普惠金融,在農村做普惠金融需要更大的情懷,各參與主體要以情懷和正確的價值觀,調整業務操作兼顧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

我經常說,這個情懷或價值觀的問題是“道”,而所使用的技巧和風控手段是“術”。金融機構考慮如何解決抵押擔保難題、如何提升社會整體信用水平,這都沒錯,這是術的問題;但同時,政府更需要出臺政策,啟發有“道”的人或機構更積極地參與到普惠金融的推動工作中來。

責任編輯:韓昊

來源:中國金融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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